布局深远,所图甚大!刘鹤出任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的十重意涵?
前日(2018年7月26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刘鹤主持会议并讲话:
”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突出重点、扎实推进。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分层分类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中央企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推进信息公开打造“阳光央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加强党的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要加强国企领导班子建设,调动干部和广大职工积极性,强化激励机制,健全责任制度。
要抓好对国企改革全局指导,引导企业做好发展长期规划,界定主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对于被称为改革实践者和市场经济探索者的刘鹤来讲,在深刻领会中央改革意图和把握改革基因图谱的基础上,这些讲话内容无疑是刘鹤思考的结晶和可在此刻袒露的最大公约数——不会在第一次会议上讲太深太多,但要讲出刘式国企改革履新主脉络,讲出大家内心的关注,讲出所有改革利益相关者的关注,还要把团结各方面改革力量,把改革正能量凝聚起来。一句话这些内容将是未来改革的核心构成部分,在华彩看来可谓布局深远,所图甚大甚远。
昨日,华彩对此次刘鹤履新进行了8个维度的解读,字字珠玑!刘鹤任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意味着什么?
今日,华彩细细品味之后,发现在这次第一次会议上,还透露出了更多的内容,华彩认为可以解读出十重意涵。
”01
第一重意涵:
上紧改革发条中央加码国资国企改革
中央对国资国企改革进程提出了更高要求,认为可以在更注重顶层设计的同时更锁定改革的落实,把一些被证明是好措施好部署(比如混改,股权激励,市场化招聘与市场化薪酬)大胆推进,更好更深入地进行国资国企改革。
之前的国企改革领导小组成立3年以来,在马凯副总理的领导之下,一共进行了23次全体会议和多次专题会,从多方面推动了国资国企改革的进程,梳理了若干模式和样板,建立了在混改、股权激励、市场化招聘、剥离社会资产、两类公司改革、国资统一监管、国资委自身职能改革、党建等方面的良性实践和创新。
国企改革实践走到今天,这些创新和推动依然在闪烁着光芒,但是从中央乃至更宏观的国际局势来看,国资国企改革进程与中国目前面临的国际局势与经济发展所需还有一定的空间。具体表现在:
1.国资委自身的角色,功能到底该怎么改上面莫衷一是,争论和困惑并存。
2.国资到底怎么管资本,管资本到底是管什么?是管好基金和市值?还是管好资本运作和评价,保值增值?还是管好国有资本在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分布结构?
3.经营性国资到底怎么统一监管,为什么要统一监管,要达到怎样的目的,怎么解决国资委与金资委,文资委的关系,是三者并列各负其责,还是基础和框架管理(统一制度,统计,评价)在国资委,其他功能各自延伸展开?争论还在持续。
4.国企国企改革进行到今天,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撑、基础产业结构调整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及城市化进程推动是充分而足够的,而对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的支撑还有一定潜力可以挖掘。
5.国企体制机制优化探索试点做了不少,不管是党建嵌入公司治理,还是混改,职业经理人,市场化招聘,但推进的过于谨慎,少数试点对于庞大的国资存量来讲,影响和推动还是太弱。
6.国资国企改革进一步夯实了国企的实力、竞争力,优化了产业丰度,但是在如何建立国企与民企的和谐关系,如何发挥国企在创新引领、国际化引领、市场化引领等方面的作用,还可以做的更好。
7.对于混改、市场化招聘、市场化薪酬、股权激励、公司治理、证劵化等能够促进国企更进一步成为合格市场主体的若干方面推进还可以做的更好。
8.在过去三年里面,对1+N制度设计所涉及的若干敏感和需要改革勇气的领域落实赫尔突破性不足,致使各界国资国企改革的前景、深化程度及力度的信心走低。
以上问题(也包含相关延伸问题),是此次新国企改革领导小组亟需要务实面对的问题,改革到深水区,要啃硬骨头,硬桥硬马打巷道战的时候到了。
02
第二重意涵:意在发挥好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进一步市场化,任重而道远。
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促进国企成为市场主体,用若干市场手段解决国企存在的问题,培育整个中国的市场经济、市场氛围,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结构,构建现代市场体系。
——此轮改革的初心
回望国资国企改革的推进,这些初心的落地还可以做的更好。
1.在企业成为合格市场主体,去除其行政色彩、行政手段介入、行政心态和非市场化因素上有若干深层次问题未能触碰到,。
2.围绕着市场逻辑的重组,整合,混改尚未成为核心路径。
3.在混改,国企股权流动,国企资产处置,知识产权管理等方面市场化手段的应用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4.国企资产,债务,资本,资源的流动通道仍待进一步完善
5.更进一步来看,区域在应对过去一段时间的投融资平台债务高企、金融风险警钟高响、地方基建任务民生任务与国企融资能力落差等问题面前甚至采用了更多的行政手段、行政措施和带有行政思维的非市场化整合做法,这些做法短时间内解了地方的渴、松了地方的绑,但长期来看,这些行政化的冲动和围绕政绩与地方主观争面子工程的做法又回过头来伤害了市场化的改革进程。
6.如何让国资国企充分认识到市场化的魅力,学会运用市场化手段解决之前的行政遗留问题、历史积累问题,以及在面对可以采取多样化措施解决的问题时,如何考虑到不同手段的后遗症进而进行科学决策,都属于市场化的核心问题。
7.除此之外,更焦灼的是国企还困在“如何理解市场”这一困境中无法自拔。首先,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市场经济,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结合自身经济社会金融政治等各方面特点而个性化出的复合经济体系,中国的市场经济亦是如此。但是,如果让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全球各国的市场经济对话,既要满足于一些公共语言,又要形成自身的独特优势。
所谓公共语言,无外乎是多个市场经济之间,在经贸往来、在投资合作、在市场开放、在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可对话性;而独特优势,则来源于中国市场经济的个性化问题,尤其是中国的产权交易市场的健全、非标资产的流动、大量的债券物权海权林权农权农村土地等各种难以被公允定价的资产。
小白
这些标的如何流动起来呢?中国市场经济的核心特点是,标准化资产只是其庞大资产的一小部分,非标化资产则是另外一个非常巨大的组成。
因此如何让非标资产流动起来,这是中国市场经济面临的非常庞大的问题。非标资产是否能流动,严重决定着中国能否走向市场经济,能否让中国居民获得资产性收入。因此,多级产权市场以及若干交易中心该如何在法制和政府有效运行基础上更个性化地形成其定价机制,这是此轮市场化的关键之一。
不论是茶叶还是海产品、农产品,还是林权,岸线,流域,抑或是小产权土地,低效资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抑或大量的定价没有理顺的公共产品,难以简单定价的资源与资产,以及其他各类非标资产都需要因地制宜和相对公允的价格发现以定价机制推动,非标资产定价与流动,是中国打通市场经济最后一公里的核心问题,也是此轮国资国企经营产业之外所需的外部经营环境。
外部的挑战和波动是永恒的,是各种外部问题在不同阶段下动态矛盾呈现的产物,但是内在的定力和主题是持续的,是一以贯之的,而市场化就是其中一个核心脉络。把庞大的国资国企及核心影响圈直接带动的要素进行市场化,不仅对整个中国的发展、中国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体系的培育是一个核心突破引擎,更重要的是,他是对市场体系建立和现在经济体系建立的龙骨和主脉络。
03
第三重意涵:
突出国资委管资本而不是管资产
重点是国有资本不是国有企业,或国有资产。关于国资委管资本到底是管什么的误区,简直可以出一本笑话集了。
1.有人认为管资本就是管出资和考核
2.还有人认为管资本就是管好基金和市值
3. 也有人认为管资本就是管好回报。
4.还有人认为管资本就是抓好公司治理,派出更尽职的董事
5.也有人认为资本和资产不分家,管资本就是全管。
6.也有人认为管资本是对资本的募集,投资,布局,证券化,退出负责。
正本清源地来看,国企改革领导小组最终的工作对象是国有资本而不是国有企业。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上一轮TPP来势汹汹的时候,奥巴马为核心的阵营就是想以美国国内法对要加入TPP的各国,要要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方面做出重大约束,从而把中国经济捆上捆仙绳。为了应对当时的局面,国企改革肯定有通过混改把纯国企总量,在竞争性领域中的存在和角色在一定程度上稀释,转而把国企布局到更深层次的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培育及先导性领域去的考量。
2.未来不管TPP、TTIP以及新的美日欧之间的贸易协定将走向何方,也不管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问题在不同时段表现为哪一种结构或矛盾,中国有意识地降低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成分当中的数量,提升其质量,减少其在产业分布和经济社会当中的泛存在,努力去优化其布局,减少国资国企在中国社会当中的高渗透性,使之在命脉、核心、关键环节进行掌控,是国有资本优化布局的关键。
3.所谓管好国有资本,不光是拿着国有的钱去投资和布局,更是拿着国有的货币资本(资金,票据,证券,财政背书与承诺,收益权,现金流),还要进一步结合着管理资本(管理模式,制度创新,组织优势与创新),经营资本(品牌,资源,运营能力,供应链,产业链,生态圈),人力资本(企业家,科研工作者,职业经理人),创新资本(科技,知识产权,创新体系与能力),远见资本(未来研究,趋势发展,规律揭示与未来塑造)等多种广义资本去结构化投资布局。
4.还有很大一部分国有资本是拿着去打造基金,投行、科研院所、研究机构、企业联盟、贸易推动者、理论研究者、国际化促进者、创新驱动与引领者,管委会、服务平台、协会推动者,这时候的国有资本是真正的有机力量,深刻镶嵌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不仅扮演着常见的现代服务业的角色,更是以更复杂的角色隐蔽在行政与市场的过渡带,早期非市场化耕耘者,政府功能代替者,非市场化边缘功能补偿者等多样化功能,既是中国现代经济体系的引领者、推动者、创新者,又是各种各样的组织形态。
5.同时,管好国有资本还有一重概念——把国有资产证券化,变成资本之后,再去投资布局当下战略性产业格局,更以多种资本转化形态去承担国企任务和重点环节,在其中合理分布成资源,资产,资本和资金,然后再进一步促进证券化,之后又去投资布局,如此循环往复,即持续优化布局,还可以持续的更深刻,更顶层,更高驱动力的嵌套在大现代经济体系生态的各个关键,隐蔽环节。
6. 长期而言,国企作为一个管理对象的重要性远远弱于国有资本的重要性,原因在于:在未来的开放、高度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体系当中,真正有魅力、体现中国优势的东西是优化了的国有资本,是国有资本以核心企业,供应链及产业链控制者,生态链控制者,股东,基金,投行,供应链伙伴,产业链伙伴,生态圈伙伴,各类经开区管委会,商帮盟友,各类联盟伙伴,协会成员,非盈利性组织,各类利益分享朋友圈,服务伙伴群,协作与外围企业,各类平台(互联网,科创,金融服务,产学研协作,创客)合作者、孵化器、科技资源掌控者与共享者、贸易伙伴等多种身份存在国有资本,这才是未来的一个关键趋势。
7.从整个社会结构当中,尤其是在高度市场化竞争领域当中减少国企的存在,把宝贵的国有资本放到培育明天,构筑未来,早期投资与关键及梦想性产业与战略的隐蔽战线去,这不仅是应对短期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关于所谓“自由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竞争这一伪命题的不得已手段,还有长期来看是解决国资国企定义、功能、作用的基本问题的关键澄清。
8.国资占据了核心命脉关键环节,未必最终表达为在若干企业当中都分布着强大的高比例的国有企业股份。把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是国资的质量和引领力,而国企的做强做优做大讲的是分布更合理、结构更科学、功能更正确、引领力,控制力,抗风险力更强而不仅仅是规模,规模在这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中是次要的关注点。结构,功能一向是改革的任督二脉。
9.中国要获得生机勃勃的经济生态,对中国国企而言,未来在经济社会当中占有的经营业绩收入、利润以及市值地比例是会降低而不是增加。但这种降低是福不是祸,证明了中国把国资做大而非把国企做大。证明了国有资本找到了自己之于社会资本的指挥棒,风向标,样板间,破风者,闯关者的时代与改革角色!
把国资委管资本的意涵小结一下:国有资本在社会上化妆起来,融化在结构深处去,藏在更命脉更深层更前瞻的环节去,国家才更有价值,发展才更有后劲,所以现在的国企改革表面上是把多级国企体制机制优化,治理和资本结构优化,资产重组整合,再推进下经营性资产统一监管。但其实背后更深刻的命题、更大的要诀是——把国有企业升华,嬗变,乃至相变成各式各样的国有资本,充分地充斥于社会,布局于社会,真正体现党领导的解,真正把国家地前瞻布局建设引领功能体现出来。
大白老师
04
第四重意涵:
此轮国企改革不是国资委一家的事儿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任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组长,国务委员王勇任副组长。
领导小组成员共计14名,来自国资委、中组部、中改办、国务院、发改委、工信部、司法部、财政部、人社部、统计局、“一行两会”等部门,包括:国资委主任肖亚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高选民、中央改革办副主任穆虹、国务院副秘书长孟扬、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罗文、司法部党组成员甘藏春、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统计局副局长鲜祖德、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
从此次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的构成可以看出,中央已经更深刻地认知,国资国企改革不是国资委一家的事,是全党全国的一件大事。
1.国企改革领导小组人员结构与运作方式体现了国家制度优势
2.国企改革领导小组把打开铺子搞改革,在机构改革过程中促改革给实体化了。
3.国企改革领导小组也是一个用国企改革倒逼部委改革的创新结构。
4.更是体现了中国经济的定力,体现了下一步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各个部委都是支持者,服务者,参与者。同样国企改革也要成为各个部委推进工作的借力者,协同者。
5.展现出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引领驱动、布局、风险和强有力管理的路径创新和组织创新,。
6.发改委等多个部委共同来完成国企改革的组织协调与推动,不仅能够把国企改革的很多问题从政策孤岛、改革孤单、推动孤岛、管制孤岛走向贯通
7.更进一步来看,能够使得国资国企改革在若干部委层面也成为其工作重心之一,使其在出台政策时能够与国资国企改革相共振。
换言之,此次国资改革领导小组的调整,也贯彻着在国务院层面形成国企改革命运共同体的新改革思维。
05
第五重意涵:刘鹤的多重身份把
国企改革和七千万中小的发展紧
紧的焊接在一起!!
除了国务院副总理身份,目前刘鹤至少还担任五个职务: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方主席、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这五个角色不是凑巧安排的,尤其是同时担任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两个关联度和互赖性极高的角色,透露出一个逻辑:国资国企改革离不开中小企业。
1.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刘鹤同时身兼多个国务院小组组长或负责人,特别是身兼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其实是中央意识到七千万中小企业的命运与国企的改革是分不开的,这不仅是鱼与水的关系,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消费经济的引领之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不可能分得清,这种血脉相连的生态,在改革上一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拆掉一堵墙是此轮国企与中小企业改革融合的核心内涵。
2.合理的国企与民企的关系是一个接力棒模式;国企的特点和身份决定了其对前瞻,战略,源头,基础性产业和科技比较关注,对于涉及国防,政府,政策,规划,金融,公共产品的若干创新点的把握有先发优势。而民企也因自身特点与身份,对于盲区冒险,信息不对称决策,成本,效率,执行力,市场渗透,激励手段等优势可以发挥的极为充分,所以国企跑好创新与突破第一棒,民企接好第一棒跑出市场化和消费利好驾驭第二棒实在是天作之合。
3.只关注国企做强做优做大,势必会对民企产生挤出效应。前几年,甚嚣尘上的民营资本的脱实向虚,以及近几年社会资本投资总额下降,用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4.没有国企改革作为创新氛围突破氛围环境改造氛围,单纯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从成本化到规模拼杀到多元化狂奔以及阶段性投机与市场套利是不归路。
5.国企与民企的合理关系应构筑在国企通过引领作用打开发展空间,中小企业之后再来进行突破,以及国企创新,打开内部市场,带动民企进入全新领域,比如说军民融合。
6.国企在若干发展领域广泛和民企携手,运用民企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既改善自身的运作又优化自身的竞争力,这也是当前所推动的混改的核心追求之一。
7.国际化领域中,国企与民企抱团出海,国企做破冰船,民企跟进,国企突破政商关系,民企用灵活性与市场竞争能力进行国际化生根。
8.亦或是国企不断在基础研究、在关键技术突破、关键模式突破上做好引领。
9.在市场最后一公里,产品的成本,在生态链的细腻程度和颗粒度上,民企展现出自己的优势。国企改革与中小企业发展命运相连,改革相生,命运相依,已成为铁的事实。
10.国企的改革红利要传导到民企当中,国企改革不光要有利于国企,更要有利于全国,民企的创新融合也一并衍生到国企当中,使得国企也能享受到民企创新带来的影响。
下一步,刘鹤多头作业的身份能够把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小企业改革深刻地衔接在一起,体现一种大国企改革观,而非关门造车,体现一种把国企和民企视为一种生态来改革的更整体的改革思想而不是割裂的改革思维,体现国企好了民企会更好、民企好了会推动国企好的互惠思维。
06
第六重意涵:把国企改革与
对美对欧经贸关系深化衔接在一起
想想就知道了,刘鹤同时任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方主席、以及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这是偶然还是存在某种干系?
1.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中美中欧贸易结构中中最焦灼的无外乎政府采购放开、知识产权保护、国企去特殊化,这几项当中无论是哪样,都和国资国企改革紧密地衔接在一起。
2.反过来说,在美欧对中国并购进行拒绝,政治化地形成中国威胁论默契之后,中国国企的国际化进程实际上受到很大的阻碍和干扰。需要有一个机构在国企改革和对美欧经贸关系优化中做好统筹
3.中国国企改革既有与美欧进行合作打造知识产权与创新的生态链,也有中国制造与德国4.0、美国再工业化、再科技化等命题的激烈碰撞,未来如何协调这些碰撞,也是一个关键问题。
4.美欧在新平庸主义出现后出现了民粹主义与再工业化、再科技化风潮,欧盟则是走上了扩容与贸易再开放之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欧都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贸易结构调整,科技结构调整以及在新的国际局势下的金融政策的有效应对。这就需要一个顶层设计,一以贯之落地的特殊管理结构,所以新国企改革领导小组是应时而生。
5.中国创新驱动离不开欧美资本,科技,创新者及各类机构的参与。
6.中国的开放离不开与美欧的关系再构筑。与美欧的经贸往来,离不开国家力量和主轴(国企)的参与和带动。
7.不仅一带一路需要国企及其朋友圈的引领与参与,下一步更广泛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仍然需要更市场化的国企的身影。
此轮刘鹤的履新等于是把这些问题进行了贯通,也体现出了中央的顶层设计与系统理念。
07
第七重意涵:实体转型升级
与金融改革进程深刻融合
考虑到刘鹤在是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同时还是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再考虑到中央对金融监管问题格外重视把一行三会机构调整为一委(金融稳定委员会)一行(人民银行)两会(银保监会,证监会)以来,金融改革如何推进已经牵动了太多人的心。
1.国内的金融监管顶层设计已经出步形成,资本市场改革、金融机构改革必将是重大命题。
2.中国金融体系如何进一步脱虚向实,金融为产业服务这一命题如何实现
3.自从六月末《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颁布以来,财政部将如何受托管理国有金融资本已经引起很大关注,尤其这必然和国企改革牵扯到一起,更引发了中国产融结合将往何处去的思考与困惑。
4.今天的大量的国有企业,一手做实体经济一手发展金融业务,其中既有很虚的融资性贸易、套利型利润,也有大量良性的用供应链金融、产业链金融来优化自身产业竞争力的产业实践。就看下一步怎么取舍了。
5.中国金融改革进程不仅影响着如何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如何应对未来一段时间里甚至有可能引发的金融层面的各种风险
6.大量的国企自行打造金控板块,尤其央企动不动要利用自身特殊优势打造全牌照金控,形成复杂的产融结合优势和特殊牌照集结优势。
7.中国的金融改革有一个政府层面很基础的追求动因——力图通过打造多层次金融市场,使得人民群众可以获得资产性收益,通过与改革共振的资本市场的成长与发力,持续培育大量改革受益者,培育海量中产阶级。
可惜,这个任务今天来看并没有根本性突破,此轮中美贸易争端的演变过程中,中美资本市场的一涨一跌不由得我们得出一个直白的结论:比之于西方主要国家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型特征的凸显,中国资本市场的投机型特征仍然如此突出。
怎么对这些问题进行客观而因地制宜的看待和处理,也要看此轮刘鹤履新之后把国企改革与中央金融改革工作议程进行对接的有效的安排。
08
第八重意涵:
分层分类积极稳妥推动混改
先来说说积极这个关键词,比之于以前的稳妥,有序推进混改,这次刘鹤讲积极推进混改很有嚼头。所谓积极推动混改,就是之前混改过于谨慎,对混改可能引发的问题推诿塞责,尤其是面对追责问题,对或有的国有资产流失潜在风险缺乏担当。也缺乏中央相应科学政策安排后,出现了上面热下面冷的不对称格局。
此轮积极推动混改无外乎三件事:
1. 中央层面对混改的科学看待以及对混改乃至更广义的改革出台,各种容错政策及措施,对冲单纯的追责制度所可能产生的抑制效应。即既要追责,又要对特殊情境进行容错,如此才能中性乃至积极推动混改。
2. 各地在试点经验总结,多模式推动混改等问题上注重市场手段,合法合理加快推进。
3. 对于混改的核心问题——资产定价与追责,必须进行政策设计对冲,比如对于追责制度,必须要有相对应的措施和手段来调和,改革不能一根筋。
4. 对于各地混改中出现的乱相,既要及时追查,还要注重把主观故意和客观过失分开,把勇于担当改革重任和目无法纪观念分开,把给改革者松绑宽容与纵容非法操作分开,一句话要给个说法,不要悬着,否则改不动。
5. 要及时总结各种模式与经验,要推动一大批优质社会资本,全方位介入混改。支持有担当,有作为的社会资本承担更重的角色与任务。
其次再来第二个关键词,即所谓混改的分层分类推动:
1.最早的分层是讲三四级公司先混,二级逐步跟上,本级先不动。
2.再后面的混改主要是推在三产,多经,服务板块的公司中先推混改。
3.新的混改做法已经很牛,很多省属国有在本级层面已经在探讨混改,比如云南省。
4.在继少数央企试水作为核心二级公司的上市公司混改之后,少数央企本级混改的声音已经有一定的市场。
5.为了加快混改,推进混改质量,国资管理系统对母子孙不同层级的混改进行不同级别的授权和管理已经是迫在眉睫
6.再来看看对各级推动方,包括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乃至于对重大混改具有领导责任的政府方,如何对不同类别的混改进行区别对待,对商业一二类、公益类和国家安全类等不同类型企业的混改进行区别对待,已经是个挑战。
7.再往深刻里探讨,如何对特殊情境进行一定的授权和决策简化,甚至是一揽子授权:比如对于国资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新设企业,国资在二级市场购买公众公司股份,国资委作为实际控制人的公众公司股份在二级市场向社会资本流动等特殊情形进行分类及场景化管理势在必行。
8.对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网络主权、产业竞争力、生态与环保竞争力的国有企业的个性化混改路径、个性化改革如何进行场景化处理。既要注意科学的分类分层,又要避免把分类分层搞成一事一策,还是要努力出台具有较强指导意义的操作细则,有利于混改更好更快更高质量地推进。
换言之,混改本来是中国国企最快通向市场化的一条快车道,但目前来看,中国企业对如何更快更好走向混改的认识和手段、紧迫性仍然不足,阻挠了国企改革取得更好的成效。
此外还有个更关键的弦外之音——更准确,科学的把握混改,有效地混改,必须深刻理解混改的七个由浅入深的层次。
1.股权结构调整——国企层面(尤其是二三级子公司)引入社会资本调整自身资本结构,调整自身财务及资产状况,由此驱动自身体制机制改革与经营创新
2.在特许经营及特许领域发展公私合营(PPP)——在特许经营及特许领域发展公私合营(PPP),一方面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一方面把国有资本引导到社会资本不愿,不能,不敢去投资的领域去做早期投资和战略性开发投资,布局投资。从而形成社会资本与国有资本之间的合理分工和最佳关系界面。
3.区域全域国资经营全方位合作——在区域全域国资经营(区域各类国有资本,资源,资产盘活,流动,配置,经营)过程中,社会资本多层次多维度多形态介入,推动区域全域国资经营的深化和各种创新,多手段焕发社会产生力的同时,也把存量资本,资源,资产进行有效配置。
4.国企以基金为主要手段的股权及产业投资——国企以基金为主要手段的股权及产业投资体系及其运作,使得国企可以在科创领域中做好推手和服务者,也使得社会人力资本,创新资本,管理资本和国企的货币资本之间做好融合和互促。
5.资本运作方面深度合作——国有资本,资产,资源资本运作(证券化,并购,资本流动配置)过程中,与民营资本的合作,即带给民营资本发展空间,也通过与民营资本良好的合作,提升国有资本,资产,资源的经营价值。
6.把一个国企改造为一条(多条)有机的产业链——通过多层次多维度混改,宜控则控,宜参则参,宜退则退,宜进则进,形成一个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产业链关键环节和价值链高端领域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格局,强化对重要支柱产业的引领能力,构筑在关键领域里国资国企对核心环节的控制力,以及强化对关键领域,支柱产业,国家战略领域的风险控制能力。
7.把国资国企改造为开放的创新生态与经营平台——把各类社会资本,经营管理者,经营性资产,营销网络,数据,品牌与商誉,知识产权,创新模式,创新生态接入,把国资国企改造为开放的创新生态与经营平台。
通观这七个层次一个比一个牛的混改境界,可以明显看的出来,那种把混改理解为引入民资或向民资投资,顶多搞点均股合资层次的混改观点是多么原始和肤浅。
尤其是注意混改的第六个层次,通过混改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一条(乃至几条)生机勃勃的产业链,我们最终获得的不是一个国有企业,而是一个链条,请注意这个链条不是像中粮所说的全链条国有资本控制,而是由国有资本对一个产业链上的核心部位,关键环节、命脉节点的控制,是对高产业引领环节、高风险环节,高产业控制力环节由国有资本牢牢掌控,而其他环节是开放的,这个链条的引领、控制、推动是国有资本在负责,链条的运行是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厦门市作为一个地级市,能够在短短的三年里面三连跳,培育出三家世界五百强,而且质量都不错,不得不说,是践行通过混改把国企改造成产业链这一混改新思维的结果。
09
第九重意涵:溯源根本,深
入相关基础理论探索与研究
此次国企领导小组还肩负一个责任,对若干基础理论进行研究,这个就很有嚼头了,那么到底什么是基础领域,到底研究哪些基础领域,我们认为,不仅要简单看到中国目前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更广义的来看,更充分的来看,国资国企改革还面临更为基础的问题。
1.中央推党建嵌入公司治理,甚至国内理论届对党建嵌入公司治理都有不同的认知,其实从根本理论上来看,西方资本主义三百年,就在推一个股东价值最大化,而股东价值最大化既会产生积极地、市场化的作用,也会产生很多的社会罪恶。资本主义所有的弊端和腐朽,其源头就在股东价值最大化,马克思把这一点看得很清楚,西方把这一点也看的很清楚,但是,对这样一个社会力量,社会场所绑架而不能有为。那么中国提出党建嵌入公司治理,其实就是想解决由党委会负责员工利益、客户利益、社会利益、产业利益,而对原先单独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这样一个不均衡的状态进行调和。最后做到一个企业要为顾客、员工、社会、产业、股东这五个主体均衡化而奋斗,这既能够很好的承接十九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战略,长期而言的话,是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产业、企业与生态、企业与市场、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城市、企业与社区长期和谐共存的关键,更会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社会制度先进性的组成部分,这就是最基本的理论研究突破。
2.过去,企业特别强调货币资本、公司治理、权力分配。未来企业的资本的定义会扩张成除货币资本外,还有管理资本(模式,创新,规则,制度,流程),经营资本(并购技术,成本技术,成本管理技术,供应链管理技术,生态链管理技术,联盟管理技术,国际化管理技术)以及人力资本、创新资本、远见资本(研究、前瞻、未来发现)等等作为企业获取未来的关键。融合多样化资本经营好一个企业,这些基础研究是普遍的、匮乏的
3.因为缺乏基础理论研究,使得我们既在西方批判我们是国家资本主义时无言以还,也在西方质疑我们新老三会治理,包括今天的党建嵌入公司治理时无言还嘴,找不到道德高地和理论高地。
4.到底公司治理的目的是什么?过去我们特别强调公司边界,甚至科斯著名的交易理论就是把交易界定为在公司边界以内是内部交易,边界以外是市场交易,但是我们今天更进一步的发现,这个理论在今天至少不是未来正确的一个理论,它没有未来的正确性,为什么?今天的企业真正运行远远地超出了它的边界,企业是按资本形成的边界,但是运行的时候,它的生态远远地超过了它的边界,所以研究企业的生态比研究企业的边界更为重要,这就是所谓的基本理论。
5.国资国企改革,党建嵌入公司治理,还带出了若干的基础理论,比如说国企是否应该有边界,是否应该有些领域不进入。前不久,理论界普遍认为不存在边界,但是今天我们还是要问,真的不存在边界吗?
还有很多同样的困惑或悖论,佯谬在考验我们的思考能力。
党建嵌入公司治理后怎么打造新治理文化和治理优势
国企的党委书记和董事长是不是企业家?到底应该如何对待他们?限薪之后广义薪酬怎么设计?
广大创新者的职务发明当中有没有个人的贡献?如何对个人进行确权?
更在国企混改,国资委和国企到底是什么关系
对国企的体制机制的优势和劣势到底怎么看待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辩证关系到底是什么?
国企怎么打造生态链?
国企内部能够搞一企N制的探索吗?
小立
一旦在种种问题上莫衷一是。在理论上进退失据,也就无力对过去问题进行优化和纠正,更无力引领未来,发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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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重意涵:
让国企赢在顶层设计
按照刘鹤副总理在新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其对国企(尤其是央企改革的重点关注是三方面:
第一方面“加快中央企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推进信息公开打造“阳光央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加强党的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赢在结构和体制和机制建设。
第二方面“要加强国企领导班子建设,调动干部和广大职工积极性,强化激励机制,健全责任制度”——赢在内生动力
第三方面“要抓好对国企改革全局指导,引导企业做好发展长期规划,界定主业,提高核心竞争力。”——赢在规划和边界
如果要抓其中的重点的话,应当是两点。
1.首先是加快中央企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首先,国企改革的关键是四个结构:
1)管理结构:国资监管覆盖率,国资授权管理结构(3+2结构),平台公司设置及相应资产占比,公司分类及分类管理
2)资本结构:资本构成(国资股,财政基金,社保股,战投,财投,公众股比例)、资产证券化率、混合所有制企业数量占比及相应资产占比、基金总量及基金带来投资总量
3)产业结构:一二三产比例、区域战略性产业资产集中度、资源性,基础建设及地产相关产业占比、国际化率(海外资产与收益占比)
4)发展结构:资产结构(流动性,回报性,战略性,可持续性)、先导性服务业占比、战新产业占比,绿色经济占比、总投资占GDP比例
下一步,央企如何在这四个方面完成四个布局,应到是改革回旋和施展余地最大,改革成效也会最凸显的课题。
2.其次是要“抓好对国企改革全局指导,引导企业做好发展长期规划,界定主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核心命题还是长期规划,央企不仅要随着五年规划的步伐,跳好五年规划之舞,更要站在长周期,大时空,弯道超车,无中生有,人类命运,千年大计的立场上做好长期发展规划。
1)要超越两三个产业周期做规划,比如芯片和液晶行业都深陷所谓的硅周期,大抵上顽固的保持着两年赚两年赔一年平,五年一个周期。进入该领域的企业,如果不做十五年,二十年战略,恐怕是无法站在超越周期看本质的立场上赢得未来的。
2)注重落实一带一路,把自身的发展融合进中国国运,投身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国企,如果不算二三十年长帐,恐怕是无法看破迷雾,把握本质与世界潮流背后的战略性眼光红利的。
3)以中航工业为代表的国之重器型防务企业的规划周期甚至应覆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60年),才能跨越周期性波动来驾驭规律。
4)中国创新驱动进入无人区,甚至引发局部贸易乃至更深层次冲突时,我们必须更有定力,打破美式全系统霸权主义封锁,绝不是速胜论,而必须是持久战,岂能没有大战略引领。
5)请特别注意界定主业,这即是刘鹤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专业化,资源优化配置,核心竞争力等基本规律的崇尚和信仰,也是此轮脱虚向实,祛除金融空转,去除一部分国企利用特殊身份的衍生效应进行边缘博利的泛多样化冲动所需。
6)核心竞争力和习总书记要求的创新驱动,以及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一脉相承的。换言之,这个核心竞争力不是通常的运营方面,而是在突破性创新,影响乃至重塑行业上走出新路子。
写给脚下的路——结语与启示
刘鹤副总理的五个新角色,是改革棋到中盘比棋力,比算力,进行官子阶段的关键。是在中央五年来推出大大小小一千五百多个顶层设计的背景下,如何落实,如何形成若干顶层设计之间相生相促的生态化结构,形成合理而层层叠加的改革体系及路径方面的一个侧面,也是中央深谋远虑,胸有成竹的改革点线面体有序靶向叠加的一个例证。
结论或启示如下:
改革,尤其为围绕高质量发展的改革,需要伟大梦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来支撑
刘鹤五种角色之间的交错,多种职务之间的衔接乃至互相依赖背后的秘密是:中国目前还不具备高质量发展的充分条件,此时必须创造条件干事业,必须出好——管控+放权+颠覆+促成+转换+取舍+权衡+改革的一系列组合拳
仔细看刘鹤副总理的五个角色及在国务院层面分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此轮变革的本质,那就是中国是改革方法论的再革新:顶层设计+系统改革+结构改革+制度改革+治理改革+靶向改革+局部改革+基层改革+问题导向改革+倒逼改革+试错式改革+盲区改革+赛马式改革+并行式改革+复合式改革
再把镜头拉远,看看十九大后,以开放为核心,以金融和市场化为主抓手的改革落地路径,我们可以推测,最终中国将大概率形成改革的大网络化,系统化,渐进与突变结合,分层次化,并行化,宏微兼顾化的改革施工图
保持定力,按照一个系统施工图来做,短期看着好像灵活性不够,但长期的战略性,系统性,生态性绝不是蕞尔小国和战略短视国家,阴谋有余缺少战略眼光的好战国家们所能追求的。
中国方案,中国优势,中国道路已经展开。有定力,不为外部所波动,坚持,布局,远景引领,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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